文丨龚军辉
如果要评选一所在长沙地区创建历史悠久却又风雨飘摇的学校，育才中学恐怕会上榜。
与明德学堂同时创建于光绪二十九年即年的湖南私立育才中学，是湖南最早的推行新式教育的学校之一，由著名史学大家曹佐熙(—年，益阳人，名文济，字摅沧，号毅庵，倡修《湖南通志》等，主要著作有《史学通论》《清史商例质疑》等，主持过《船山学报》，文集有《岭南诗草》等问世)等人创建。但没有明德幸运，育才虽首倡开办四二一制中学班，并礼聘有当时众多名家任教于斯，却因之后办学出现分歧及曹佐熙等纷纷离校，五年后停办。年，益阳最后一位举人罗德源(—年，字润泉，晚年号知自老人，现益阳泥江口人，清末举人，学者)、被称为校长之长律师之师的贝允昕(—年，字元澄，浏阳人，长沙市一中等学校主要创建者，曾创办长沙《大公报》等)以及贺寅午(生卒不详，邵阳人)等人受曹佐熙感召，在长沙乐古道巷复圣庙发起复建育才中学，后来因为时局变化等，学校搬迁于长沙水风井常宁试馆、富雅里、局关祠、益阳驻省公所、长沙师范旧址、识字岭等办学，年为避战祸搬迁到益阳箴言书院，解放前夕又迁至邓石桥与蜚英中学合办，几个月后再建办于益阳新桥河，称为益阳县三中(后改名为益阳市九中)。
百年名校名人辈出
育才中学，是长沙抗战时期外迁办学而战后未迁回的唯一一所百年名校。
这所学校里，人才辈出，国家主席刘少奇毕业于该校第3班，著名冶金学家李薰(-年，邵东人，中国冶金科技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科院院士)部就读于其第17班，著名数学家丁夏畦(—年，桃江人，武汉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偏微分方程和函数空间等方面的研究，中科院院士)毕业于第48班，原国家环保总局常务副局长祝光耀(—年，益阳人，高级工程师，中共十六大代表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毕业于高6班。
其他优秀毕业生更是众多，如同盟会杰出代表杨济人(—，邵东人，国民革命军少将，解放后为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中共早期共产党员彭璜(—年，湘乡人)和易礼容(—年，湘乡人)、烈士欧阳悟(—年，华容人)和刘革非(—年，华容人)、平民县长徐君虎(—年，新宁人)、军事指挥员丁德隆(—年，攸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和谷允怀(—年，耒阳人，国民革命军少将师长)、编辑家覃必陶(—年，宁乡人)、特科英雄刘少慕(—年，炎陵人)、考古学家邹衡(—年，澧县人)等。
再举当前较为知名的现在大学任职的学者为例，仅笔者简单搜索可知的就有北京大学崔建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旭东、美国密歇根大学陈育庆、复旦大学刘放桐、英国阿伯西大学机电专业博士昌盛昌、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复杂电子系统信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新明、广州大学计算机与教育软件学院院长谢冬青、长沙理工大学校长曹一家等。
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校视察，大加赞赏。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学校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风生水起，成为湖南名校，其公勇勤朴的校训为彭锦云带至兑泽中学(现长沙市六中)，贝允昕带至长沙市一中及现长沙市十一中前身妙高峰中学后被采用，沿用至今。革命烈士熊亨瀚(—年，桃江县大栗港人，曾留学日本，任过北京《真共和报》编辑、护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秘书等职，曾促成唐生智组建湖南省政府等)在校担任过教导部主任，早期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年，长沙县人，曾参与创建新民学会，赴法留学参建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解放后就任统战部部长等职)，著名学者陈子展(—年，长沙县人，中国文学史家、杂文家、复旦大学教授)、罗元锟(—年，新化人，历史学家)、曾星笠(—年，益阳人，语言文字学家)，著名作家向培良(-年，黔阳人)、军事指挥员龚浩(—年，益阳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等皆曾在校任教。倾卖田产、跪求族人支持、一心办学的龚心印(—年，今桃江县水口山人，著名教育家，曾就读于益阳龙洲书院、长郡中学等，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曾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少将)、汤淳(—年，曾名汤君勗，益阳千家洲人，曾就学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后留学日本，精通英语与日语)夫妇担任校长近三十年，年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讲学于兹一时万人空巷更为人深刻记忆。
创始不易亟待珍惜
喝水不忘挖井人，学校的创建者也不应为学子们所遗忘。他们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的生平历史，都是可以大写特写的。而事实上，他们的作风，往往也会在学校的特色校风创建与传承中，留下永久的痕迹。
首先，要讲到曹佐熙。曹出生于益阳的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曹方炜“生事贫薄”，赖母王氏“修业以佐之”。曹佐熙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从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时期，对其一生产生最大变化的是辛亥革命。他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至长沙求学，基本遵循着传统读书人的进身之路。光绪二十二年，在长沙求贤书院就读的他经湖南学政吴树梅选调，转入办于湘春门外的校经书院(原道光年间创立的湘水校经堂)。该书院山长杜贵墀(—年，字吉阶，一字仲丹，岳阳人，光绪举人，文有桐城派古文学风)为学“恪守先儒义训，不持汉宋门户之见”对其影响甚大，杜氏遗世十周年，曹佐熙作诗道：
绛帐尘封又十年，每思往事辄怅然。
柈湖遗绪先生续，桐阁丛著弟子传。
喜见儒林成列传，恨无史学继先贤。
湘春门外谈经处，庭院苔荒落照边。
光绪二十八年，曹佐熙因“研经考史卓越兼人，西政西学均能切实讲求”，被湖南学政柯劭忞奏保经济特科，并在宣统二年(年)参加举贡考试，名列三等，补广东知县。武昌起义爆发后，曹佐熙弃官返乡，开始较多地参与到地方公共事务中，曾在益阳县和湖南省议会任职。看到环洞庭湖区民众受涝严重，他与弟弟曹佑熙等发起成立湖南水灾御捍会，提议疏浚河道，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士绅的尊敬。而这，又激励他思想进一步贴近民众，学术研究更为务实求真，他很快参与到创办船山学社的活动中，积极传播王夫之的思想，旨在“拯溺救焚”、“维持人心风俗”。他在社内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刊行船山遗著，尤其是王夫之为明末抗清志士所撰写的传记合集《箨史》，经他整理刊行，三百年后重见天日，是至今史家视为珍宝者，他还注重对船山著述流传、收藏情况进行探讨，刘审吾的《衡阳刘氏珍藏王船山先生遗稿记》就是经他整理后刊布的;二是编辑出版《船山学报》，其创刊号设立了师说、讲演、通论、专论、文苑、说苑等十余个栏目，奠定了该报的体系和基本规模。更为人称道的是其史学撰著十分丰富，根据年出版的《三峰曹氏通谱著述志》，其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各个门类，共有79种之多，其中又以史部最为宏富，有46种。他的史学著述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以《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的古代史籍进行考订与评论，主要著作有《史记杂考》《史记发微》《汉书艺文志源流考》《通鉴纪事本末补》等;
二是对古代封建王朝史书编纂机构和史官制度的研究与考察，主要著作有《良史传》《唐史馆会要》《五代史馆会要》《宋史官志》等;
三是对历史学本身的一些理论思考，既有对中外史学家已有论述的评论与分析，也有个人心得的阐发，主要著作有《史通述义》《文史通义补正》《原史》《史学通论》等。
曹佐熙认为，史是指“纪人群演进之次第而阐其原理，立为公例，以示现在未来者”，具体则包括事、义、文三项内容，三者为同心圆关系，“义函于事，事函于文”。他又认为，史学包含内研和外研两大内容，内研可细分为立意、比事、阐义三项，外研可细分为属词、辨体、订例、正名、修改、缮器、育才七项，“比事、阐义以意为宗，故史学之事莫先于立意;文者，意之载也，欲以文为意载，则缀文之术不可不周，而辨体、订例、正名、属词之法因之而起。有法以缀文矣，而无法以治缀文之人，人非其人，而法随之，文之缀莫由善也，故继之以修政。文之缀善矣，而无所附丽，莫由传世而行远，故继之以缮器。法明矣，政修矣，器缮矣，史之道庶几成矣。”他强调史学在化育人才方面的作用，认为一部好的史籍可以挽救世风，可以培养人才，即“甄陶群彦，匡我时艰”。这些以史经世、以史救国的思想，对于育才中学的影响很大，因而，育才中学向来重视校史资料的整理收集，成书于年的《湖南私立育才学校概况》六百多页，无不透露着前人对教育的呕心沥血和诚敬之心，忠实地执行着曹佐熙的研史立校以知往来的办校指针。曹佐熙在其《岭南诗草》中附录有其个人成长经历及对于世事的感悟，堪称自我写照，亦映出其人格之伟大高岸，其诗曰：
故山可隐还投笔，官舍无闲尚读书。
愚公尚有移山志，鲁叟终无蹈海人。
一瓣古香薰烈士，半生心血耗虚文。
古剑提携如弟子，俗缘刊落即神仙。
小年爱读先贤传，远宦单携太史书。
学到马班宜载笔，才如燕许不登瀛。
百事随缘心境泰，人闲何地不桃源。
高适诗工仍节度，景差能赋亦将军。
干戈俎豆儒而将，诗酒江山吏亦仙。
黄菊盛开人送酒，修篁欲语天为风。
其次，要说说罗德源。罗在光绪三十二年由益阳县学务办公所更名为的劝学所(益阳县设立的第一个正式教育行政机构)担任总董事，这是他第一次负责学校管理，也是其教育人生的开始。宣统三年，他从日本学习政法后回国，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广东大学，后受曹佐熙感召，回到长沙参与重建育才中学的工作，同时担任湖南育才和益阳箴言两所学校的校长共四年(—年)。
他对育才中学的贡献主要有三：
其一，重建学校，维系烟火;
其二，带来日本先进的办学理念，完善办学章程、课程大纲、制度、表格、记录等，其中很多在今天仍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其重视体育教学、倡导学生均衡发展、组织教育教学活动丰富多彩、强调学生学习方法(要求进行课程预习、口语问答、黑板演习、问题讨论、笔记报告、制作标本)、促进假期社会实践和学生自治等，在当时长沙实属超前;
其三，重视师德建设，以其人格魅力影响师生。
他在民国初曾应熊希龄之邀进北洋政府供职，但因厌恶官场习气，身洁不污，未及三个月即拂袖离职返湘，途中，他吟了一首《京汉道中抒感》：
虎斗龙争未有期，中原莽莽欲何之。
劝君莫道车如箭，比我归心尚觉迟。
他回长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员，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情况时，曾专程前来向他请教，这成为他一生的得意事。他对为官不仁、无所作为者深恶痛绝，益阳县长某闻其名，修复裴公亭后请其作对联，曹对其沽名钓誉的行径早为不满，题联道：
如此好河山，岂容过客常称主;
特来问岁月，更有何人解听经。
其嘲讽之意溢于纸上，益阳士人拍手称快。他思想开明，更多接触民众后更倾向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孙中山称为“革命模范”的夏思痛(—年，又名寿华，字卓春，桃江县武潭镇人，自称“革命之余无嗜好，骂人以外少文章”，代表作有《琼游笔记》《南洋》《香江狱记》《我之统一说》《张献忠传》《策倭卮言》《小游仙诗32首》《呓语》等)在武汉抱石沉江后，他为之作《思痛先生传》，对其爱国热情、革命斗志、文学成就给予了极高评价，一时传诵南北。
罗擅长诗词、书法，受曹佐熙影响注重研究经史，著述颇丰，主要有《墨子是正》《史记管见》《天问篇是正》《金刚经解说》等，在《墨子是正》中，他指出：“奖励人口繁殖，此其大弊……土地如故，不能扩张，人类生活维艰，任何节俭储蓄，学术发明，终难解决。”这观点，远远早于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
所以，原益阳师范校长周明生才评价说：“盖先生具有自然之宇宙观，褒解高卓透辟，淹贯群籍，而思想自有其系统，自成一家之学也。”(《史记管见·跋》)他还善于考究，《益阳县志》载有他著述的《汉前军师魏延墓考》，指出益阳桃花仑境内有魏家巷，巷内有魏延墓，清光绪年间尚有墓碑，这对研究三国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他晚年与陈天倪等参加了益阳县文献委员会，着手编撰《益阳县志》。因而，不少人说他虽非曹佐熙的学生却继承了曹佐熙的衣钵，这话确有道理。当然，最为人道的是他对于教育的支持，除却复建育才、任教箴言，他还于民国二十八年(年)，与族人罗仲森等商议，将故乡蛇山罗氏族产集中，创办了湖南私立蛇山中学，并任校长多年。抗战时，益阳县立女子职业学校迁至乡下，罗德源慨然将其塔塘坝私宅大部分让给该校作为临时校舍。这样的道德风范，对于育才师生的激励作用是明显的，其不少学生毁家办学终身不悔，正是对其作风的效仿。
再次，要讲讲贝允昕。贝是一位大教育家，光绪十四年中举，旋在浏阳任文华、围山两书院的山长。他少与谭嗣同交好，曾积极支持戊戌变法及维新运动。光绪二十年，谭嗣同有二长函，一致欧阳中鹄欲兴算学，二就是致信给他，谈及自己的思想与治学方法的转变，这对他触动很大。他从中体悟到务兴教育之法以改变他人头脑，此后方有行动，于是转而推动新式教育事业。
他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三年后回国，即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广西、湖南办学上。他是受罗德源之邀而来重建育才中学的。
他为之确立了“公勇勤朴”的校训，并根据自己留学日本的经验，为其制定了《教学旨趣》：“根据德智体美群五育之平均发展，使学生科学尝试充足，德性陶冶健全，体魄锻炼强壮，生活技能充实。故对于符号注重反复练习使能实地应用;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和实验使能了解自然现象;社会科学注重原因系统，使能解决问题。艺术注重应用或欣赏，使能涵养德性，发展技能;体育注重精神整肃，动作灵敏，使能养成健强之身体。并同时认定教育有开展或陶冶心身的能力，对于资质鲁钝或性近顽暴之学生，务必尽力启导使臻于良善。而在教者方面亦深守教育是一种科学，从事教育是一种职业之原则。”这样高屋见瓴的见地，奠定了育才教育与培养模式的先进性。
同年，在谭延闿办于妙高峰的简易师范基础上，他与谭延闿、方克刚创设中路中学(妙高峰中学前身，即现长沙市十一中之始)，之后改为公立第一中学，担任监督(校长)一职。他倡导招收学生不分路界，大力增建校舍，扩充班级，使其蓬勃发展、市人瞩目，同时该校师生追求进步倾向革命，因而汤芗铭年督湘后甚为嫉妒，削减其津贴十分之八，贝允昕拍桌怒争不得，愤而辞职。年，他与符定一等人于长沙紫东园建起了长沙省立一中，这是湖南省最早的公立中学。
这期间，他与谭延闿之间的几句玩笑话流传甚广。某天，他走访谭，谭问：“近来怎样?”贝回答“混”，谭大笑，接而说：“好!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用大矣哉!可惜混世魔王程咬金、混江龙李俊混得太粗野一点。若象《聊斋》上的马二混，混得多有意思啊!”两人对话顿时传遍长沙，远及京沪，成为当时宦途中的“处世名言”。他当过短期的湖南都督府法治院院长、政报处处长，还在熊希龄内阁任过编纂兼统计、政治会议议员，年9月袁世凯伪造民意伺机称帝，这让贝允昕十分愤怒，遂邀请刘人熙、龙兼公、张平子、李抱一等创办湖南《大公报》，高举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大旗，以草根之躯，心怀天下，不畏权贵，敢为人先，怒遏中枢，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士气，三月后云南都督蔡锷悍然举旗倒戈，为袁倒行逆施的帝制敲响了丧钟。
这几位创始人，都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并教育学生关心时事、体恤民生，同时注重个人修养、不断提升自我人格，这对育才中学形成良好的校风，起到了奠基与引领作用。